论中医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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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医现代化
范维乾
党和国家从20世纪中叶以来提出了中医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或世纪巨大研究课题。无庸讳言，因为出现了一个西化派的“中西医两法并用”，严重干扰中医现代化的进程，导致东西方两大人体生命科学“貌合神离”，虽“并用”而实分离。这与党和国家在新时期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三个代表、富国强民、复兴中华、与时俱进、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等国策完全是背道而驰、离心离德、阳奉阴违。
一、院士出马必有大事
最近先后有两名院士为了“中医科学”问题公开亮相，说明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一定有很大的动静，有激烈地争论。
先是何祚麻说了一句“陈晓旭是被中医害死的”，6月14日，卫生部副部长王国强批评说：“这是借人们喜爱的影视演员攻击中医药的言论，很不严肃、很不科学、很不道德”。笔者写了“也说陈晓旭的名人效应与中医兴亡”的小文，予以痛斥。7月8日，央视10频道又有吴咸中院士亮相，主持人称，他对中西医结合事业贡献如何之大。对于该医生运用中西两法治疗周总理腹胀不便疗效很好，我们对他的医术和敬业精神表示欣赏。但要说这就是中西医结合，则犯了一个原则性的大错误。
将中西药合在一起，同时用在一个病人身上，开端于民国时期的张锡纯。从五十年代开始一直到今天的“中西医结合”将这种“中西医两法并用”发扬到极至，普遍到全国。药店里的许多“西药”里都有中药，绝大部分中医生除了开中药外，或者干脆“弃中改西”，都要配以西药和注射，最常见的是打吊瓶（笔者认为打吊瓶很好）。请卫医院住院部看一看，笔者所说是否为虚。要说用中西两法并用治疗腹胀不便的急腹症，比吴院士用的早、用的好、用的多的那是大有人在，吴院士并非领先独创。岂止是急腹症，比这高难度的其他病种，更是不胜其数，不信翻开那些杂志就清楚了。要说贡献最大，恐怕还轮不到吴院士。既然是院士，而且对中西医结合事业有丰功伟绩，那就不同于乡村医生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水平了，当然在理论方面独有建树了。不知对急腹症贡献很大的吴院士对中医的“胃”有何高见，它与西医的胃有何不同？不知吴院士是否认为中西两法并用就等于中西医结合？请问，“凡斑皆胃家血热”、乙型脑炎的阳明胃热是什么意思？既然吴院士为了中西医结合事业公开亮相，难见高人，可否放下架子，不吝赐教呢？如果吴院士张口结舌、回答不出，你默认的对中西医结合事业的“丰功伟绩”是否言过其实，而有招摇之嫌呢？你用中西医两法并用取代中西医“强强结合”，掩盖中西医“貌合神离”的真相，是否是中科院院士的“科学”行为呢？
二、千里良缘英明决策
20世纪50年代，坚持唯物辩证法的中国党政别具慧眼，敏锐地觉察到东西方两种医学同时出现在中国，其理论都建立在同一个“人体”的物质基础上，必然有其共性，必能融合一体，必能产生更高级的新医学，这是历史唯独厚赐给我国的可持续发展的资源优势，也是中医学实现现代化的良好机遇，是东方文明古国对人类科学的巨大贡献。遂大胆决策，要搞中西医的结合。并对如何结合做出了具体指示：“两种医学结合起来，就会相互起作用，互相渗透互相转化……就必然引起医学科学的质变，产生出我国特有的医药学派。”，“创造新医药学派，离开中医不行，离开西医也不行……中医和西医既然是两条腿，就必须使两条腿都健康”。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优势互补，强强结合”。年11月，党中央就“西学中”对卫生部党组指示“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殷切希望在理论上真正实现中西医的“强强结合”。周恩来总理指示，在20世纪内要初步形成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
党中央的这个决策是否具有可行性呢？让我们用唯物辩证的世界观去看复杂的事物，就会发现他们都由宏观与微观两个层次构成。比如，人类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人，也就是微观。众人成群时，必然发生普遍联系，就会升华出不属于微观的宏观现象或层次。人们的物质需求升华出了商品贸易（宏观），进而再升华出了金融（更高级的宏观）。这是一个系统化的过程，得出了一个精练的结论：“微观升华宏观，宏观涵盖微观”。这是说宏观不等于微观，但宏观建立在微观基础上，反过来又涵盖或包容微观。为了便于讨论，为之命名为“宏微观念”。
东西方人体的肤色不同，但构造和功能一样。因为历史的原因，东方走了研究人体宏观的道路，西方走了研究人体微观的道路。东方站在楼顶看花园，西方站在花丛看花朵；东方绘出了人体立体图，西方画出了人体平面图；东方搭起了人体的支架，西方造出了建筑材料。形成了“异性相吸，优势互补”的态势。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三、唯我先祖睿智惊人
唯物辩证法是科学的科学，是近代西方所创。细读之，物质世界的运动规律可以归纳为十个基本特性：物质性、矛盾性、系统性、层次性、时空性、有序性、凝聚性、恒动性、社会性、多样性。几千年前的黄帝们对这十个特性心知肚明，发明了一个名称叫“藏象”，其意是：生命之根在体内，生命之象在体外，是可以认识的。藏象集十个基本特性于一身，集宏观和微观于一体，简洁明快，纲举目张，用于人体，方便可行。
黄帝们为什么用取类比象的方法讨论人体生命？因为他把人体生命看成了社会，社会与自然界联系为一个统一体。把社会和自然界作为参照物，进行说理。他们认为，人体也有领导层（中央）和人民大众（百姓）的基层。百姓是人体社会的基本单位。年，英国学者罗伯特.虎克用自制的显微镜看软木塞切片，发现了一些细小的小室或小孔，进而在几乎所有的植物都看到了同样的结构，他想象这和僧侣住的简朴的小室相似，便称之为“细胞”。年和年两位德国科学家提出了细胞是一切生物结构与功能的基础。在对人体生命基本单位问题上，虽时差几千年，“小室”与“百姓”名称不同，意义一致。黄帝们没有细胞之名，却有细胞之实。但以此为出发点，却走了宏观的道路，演绎出了一部人体社会科学，其特有的术语称为“藏象”。
黄帝们不仅有“细胞发现”，还知道蛋白质是人体的基本建筑材料，称为“精”。说“精之为物，重浊有质，形体因之而成也”“形即精也，精即形也”。与细胞发现相同，此后也走了宏观的社会学的道路（参看笔者其他论文）。
四、瓜熟蒂落中西合璧
东西方医学进化至今，条件成熟，一拍即合。比如，人体社会的生产力问题，黄帝们称为“脾主运化”，有一段经典的论述：“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这是说，饮食进入消化道，经过消化分解（游溢），变成了可以吸收的水谷精微（葡萄糖等），经吸收运输（上输）进入人体的细胞，被细胞内的生产线（糖氧化线）运化，大分子变小分子，复杂结构变简单结构（脾气散精），释放出了“气”（能量）。这里的“上归于肺”有两个含义，一是糖的无氧运化生成了丙酮酸，接着要再上一个台阶，进入三羧酸循环进行有氧运化，而肺气通天，天阳之气（氧气）其性为火，火性腐熟，万物遇之则化，故称“上归于肺”。二是糖释放的能量是人体的动力（ATP），即生命力或力气，用系统思想归属于肺，称肺气。从脾的运化到生成肺气，是一条以糖为原料，以肺气ATP为产品的精密设计的自动化生产线，后者源自先天基因编码，称为“肾主先天遗传”或“肾主基因”，故肾为脾之母，脾为肺之母。虽生命动力属于肺，源头则在肾，故说“肾上连肺”，“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不仅如此，黄帝们的许多今人听不懂的语言，“翻译”出来，都与西医所说一一吻合，且令今人大吃一惊，怎么这么现代化呢？篇幅有限，仅举上例，精彩片断，以后上演。正因为黄帝们的人体说，建立在坚实的蛋白质和细胞的物质基础上，并提出了今人不知但十分正确的人体社会之说，又通过藏象将科学之母的唯物辩证法及宏观与微观的辩证关系用于人体，你说他能不现代化，能不居于现代科学的前沿吗？
大千世界，唯钱学森独具慧眼，识出了黄帝医学的先进性，也深谙中国党政对中西医结合事业的良苦用心，指出了“用西医来化中医”的错误，力排众非，指出了“用中医来化西医”的正确方向。钱氏之功，历史为证。
如果没有西化派阻扰，让黄帝医学按自己的规律去发展，原始创新不断，在20世纪内实现中国党政梦寐以求的中西医“优势互补，强强结合”，不是没有可能。
五、人为设障举步难前
自从西学入境，在人体生命问题上，出现了一个“西化派”。他的思想是西医先进，中医落后不科学；他的研究方法是局部分析的实验法；他走的路线是“用西医来化中医”。第一，这与中国党政提出的“两条腿都健康”及“优势互补”背道而驰，先给中医按上一个“不科学”的大帽子，使你优势全无，原始创新从此哑口无言；第二，实验法是研究微观的方法，不能用于宏观。比如，当一个个的士兵（微观）凝聚成军队（宏观）后，就有了宏观层次的问题，如何编制、操练、纪律约束，如何提高战斗力等等，其研究方法或思考方式是大脑的思辩，即将微观研究之所得，归纳、整理、系统化，并纳入我方与敌方的态势和国势之中进行全面的权衡，这是“宏微观念”的唯物辩证的科学的研究方法，笔者称为“科学思辩法”。这是系统科学的研究方法，如果把系统的宏观的军队当成实验对象，用局部分析的即研究士兵（微观）的方法研究军队，用研究细胞的方法研究整个人体，用研究一个人的方法研究社会，用“细胞来化人体，用个人来化社会，用砖瓦来化楼房，用树木来化森林”，是极其荒谬极其错误的，不会有结果的。所以，非常奇怪的现象出现了，他们实验了五十多年，可以说还在中医的大门外徘徊，连最基本的最简单的水谷精微、精、气、血、津液等都没有翻译成今天的语言。比如，“精动为血，血动化气”，核酸与蛋白质的动态谓之血。而他们把宏观的“血”，局限为血液。尤其可笑的是，西医已经把研究成果送到眼前，西医说你那个水谷精微不就是葡萄糖、氨基酸、脂肪酸吗？可他们硬装瞎做聋，就是不让水谷精微现代化。基于上述，这个西化派的本质是与唯物辩证法和现代科学以及中国党政唱反调，是对中国党政阳奉阴违的伪科学，是中医现代化的绊脚石，是人体社会科学的大敌！
六、鱼目混珠偷梁换柱
为了使国粹黄帝医学早日现代化，建国初期和60年代，国家财力十分困难，仍挤出钱来，组织高级西医学习中医，名为”西学中”。一是黄帝医学博大精深，二是这些西医已经成材，让他半路出家，实在是赶着鸭子上架，从整体上说，事与愿违，西学中是失败的。一张白纸好画画，一张成品画上实难再画风格迥异的另张画。从此却造就了一支“中西医结合”的队伍。西医是研究微观的科学，服务对象是人。但他们的服务对象是中医，这就像木匠的徒弟虽然拿着木工的工具，但工作的对象是活生生的其他生物，他的斧锯切下去会是什么结果？他们已经发生了质变，不再是西医，不再是科学，请问，世上哪有用一种科学去破坏或打倒另一种科学的“科学”？所以他们是非科学的“西化派”。
这只队伍在出发时，基调已定：“中医落后不科学”，他们是去“帮助”中医“脱贫”的。一是把藏象改成脏腑，他们说“藏指藏于内，就是内脏”，于是系统科学的藏象变成了解剖学的内脏，使中医的基础理论“现代化”。除了脾，其他藏象都居有定所，但这个脾却使他们犯了难，实难和淋巴器官的脾脏挂上钩，于是就含糊其辞地说“脾位于中焦”。是这个“脾”推翻了“就是内脏”的脏腑说，告诉人们，所谓的脏腑理论是伪科学。一伪，在于这已经不是黄帝们传下来的藏象；二伪，在于现代科学不承认，解剖学的内脏哪有那么多毫不沾边的功能，比如“心藏神”，请指出“神”藏在心脏的心肌细胞或心室中？对不起，解剖学的心脏不敢冒功，担次大任。
凡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是科学思辩法。从黄帝医学的创立到以后发展，其原始创新不断，是用科学思辩法去研究的。西化派用局部分析的实验法取代之，一是断送了中医学赖以维持生命的研究方法，使其再无创新发展，二是实验研究无效，西化派自己说“传统医药学基础理论……无法用现代的、实验的、自然科学的方法加以解释”。事实的确如此，比如，脾主运化，西化派没有拿出解释，就连水谷精微是葡萄糖都成了老大难问题。中医是中医，西医是西医，各是各的理论，每天见面不相识。西化派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中西医结合实际上是中西医并用。并用也是治病，有什么不好？应该实话实说，承认失败。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你说了实话，可以重新论证，另找出路。
什么是中西医结合？国家早用定论，中医加西医，发生了质变，诞生了新医学。“两法并用”并未发生质变，也未诞生新医学。从年以来，钱学森提出了“用中医来化西医”，笔者也从年以来论证了这一新思路新方法新道路。也成功的把中医理论引入了分子细胞领域。比如，当蛋白质成为“精”后，不是只改了名称，精是社会学概念，它在人体互联网上，与肾、肺、元气、血等发生普遍联系，与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唯物辩证法发生联系。就是说，这时的蛋白质已经发生了“质变”，它不再是微观物质，已经成了宏观名称，已经“上网”在线。这意味着精加蛋白质后，发生了质变，诞生了非中非西、亦中亦西，脱胎换骨的新医学。这就像一个人当了兵，上了“军队网”，这个人已经发生了质变，成为军队系统的一员，称为士兵。蛋白质相当“人”，精相当“士兵”。
既然“两法并用”不能“结合”，新的“结合”学派已经诞生，事实证明是正确方向，确实能“结合”而诞生新医学，为了忠实科学，为了对国家对人民负责，“西化派”应该如实向国家和人民报告。可是，西化派却采用了偷梁换柱、鱼目混珠之法，继续用“两法并用”取代“结合”，并利用手中权力，控制刊物，封锁舆论，不让国家知道实情。沦为为人不齿的大骗子，欺上瞒下，瞒天过海，蒙混过关。正应了一句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是他伪科学本质所决定的。
七、逆子犯上天理不容
在新时期中国党政的英明领导下，以实现中医现代化为宗旨的黄帝医学学派应运而生，不畏艰险，为实现中国党政的世纪巨大课题，提出了一整套切实可行的人体社会科学新理论和新思路新方法，并率先用科学思辩的方法，将中医理论引入分子细胞领域，使人们看到了真中医、真结合、新医学。实现中医现代化，必须创造新医学，不创造新医学，就不能实现中医现代化，这是鉴别真假中医现代化的分水岭。
氢加氧发生质变，才诞生水。氢氧“并用”，貌合神离，不发生质变，不诞生水。男女同室，“并”而不“合”并非偶见，不是有同床异梦之说吗？真结合必然发生质变，并诞生新医学。国家早有定论：“就是说二加二不等于四，而是得出大于四的高级产物”。假结合推翻以上所述，搞“并而不合”。
真假猴王的故事在中医界上演了。真中医搞中国党政提出的经过“质变”创造新医学实现中医现代化。西化派借用“中西医结合”的大招牌，搞“中西医两法并用”的假结合，即“并而不合”，抹杀中医优势，不让新医学出世，不让中医现代化。西化派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经营，养痈遗患，久患成瘤，尾大不掉，已成气候。他们成了中医的代言人和“科学”的化身。
中西两法并用，当然疗效好。有两种并用，一种是从实践中发生“质变”，创造新医学。一种是西化式的并用，在中医被扭曲、歧视、捆绑、局部分析的情况下，在中医“不科学”大帽子戴在头上的情况下，在比赛规距一边倒、西化派“一言堂”的情况下，在“优势互补，强强结合”被否定，绝口不提创造新医学的情况下，这时的“并用”已经不是单纯的“用”，成为他们的伪装和武器。一是偷梁换柱，用“并用”取代“结合”，反对国家的“中西医结合”创造新医学和中医现代化。具有极大的欺骗性，上欺国家，下瞒百姓，再朦媒体。他们不是利用央视大谈中西医结合事业吗，公然兜售“并用”就是“结合”的伪科学。二是封杀真中医、真结合、新医学。目的是保他们伪科学的命。
国家养了他，让他搞新医学，搞“质变”，不是搞两法并用。民国时就并用到上世纪50年代，正是因为并用不等于结合，“并用”不等于“质变”，创不出新医学，国家才提出了创造新医学。可是“西化并用派”的本质是伪科学，他要消灭真中医和新医学，成了打着科学旗号反科学的逆子。当黄帝医学派要创造新医学时，他们就说“我希望关于中医科学不科学的争论应该收场了”。这是说，我们就是要永远“并用”下去，永远不搞“质变”。你那个黄帝医学派关于人体社会科学的理论，关于“用中医来化西医”，关于水谷精微、精血、脾主运化、肾主先天等实现现代化问题，我是专业权威，我有权，我说了算，我不承认，我把你在刚诞生时就掐死，国家那懂这个，还不是听我的，我们把国家瞒骗了50多年，我们搞“儿子打老子”，对国家阳奉阴违，还不是官照做，谁奈我何？你们休想搞新医学和中医现代化，我们不会干让我们原形毕露的蠢事，我们绝不会束手就擒而寿终正寝！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你们的胡作非为和阳奉阴违只代表自己，不代表政府，政府和人民必除你！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奉劝个别干“儿子打老子”事情的官员，切勿以私废公，毁了自己！坚持错误，天不容你，黄帝无语，苍天有眼，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一切伪科学都逃脱不了被灭亡的命运！
要创造新医学，必须做以下决定：一、立即承认西化错误，停止西化。停止西化式的实验“研究”，改造为“拿来”式实验。作为一种治疗方法，“两法并用”可以继续存在与发展，随着新医学的逐步完善成熟，自然就会两法合一，当然，这是一个比较长的时期。二、立即肯定“用中医来化西医”是创造新医学、实现中医现代化的正确方向和道路。建立领导班子和专业队伍，落实措施，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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