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节特辑读胡适季羡林马英九怀念母
编者按：今年5月8日是母亲节，你有什么话想对自己的母亲说？再没有一种爱，可以比母爱更伟大、更无私、更纯洁；再没有一个人，能比母亲更支持你、更疼你、更爱你。特此母亲节，我们为您奉上胡适、马英九、季羡林等名人对母亲的追忆。这些文章温馨感人，我们一起跟着他们的文字，细细体味母爱的伟大吧。
我的母亲
胡适
我小时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的习惯，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文绉绉的。所以家乡老辈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做“穈先生”。这个绰号叫出去之后，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做穈先生了，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更不能跟着顽童们“野”了。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一位老辈走过，见了我，笑道：“穈先生也掷铜钱吗？”我听了羞愧得面红耳热，觉得太失了“先生”的身份！
大人们鼓励我装先生样子，我也没有嬉戏的能力和习惯，又因为我确是喜欢看书，所以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里去“监割”（顶好的田，水旱无忧，收成最好，佃户每约田主来监割，打下谷子，两家平分），我总是坐在小树下看小说。十一二岁时，我稍活泼一点，居然和一群同学组织了一个戏剧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枪，借得了几副假胡须，就在村口田里做戏。我做的往往是诸葛亮、刘备一类的文角儿；只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荣一箭从椅子上射倒下去，这算是我最活泼的玩艺儿了。
我在这九年（—）之中，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在文字和思想（看文章）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儿底子。但别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机会。有一次我们村里“当朋”（八都凡五村，称为“五朋”，每年一村轮着做太子会，名为“当朋”），筹备太子会，有人提议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队学习吹笙或吹笛。族里长辈反对，说我年纪太小，不能跟着太子会走遍五朋。于是我便失掉了这学习音乐的唯一机会。三十年来，我不曾拿过乐器，也全不懂音乐；究竟我有没有一点学音乐的天资，我至今还不知道。至于学图画，更是不可能的事。我常常用竹纸蒙在小说书的石印绘像上，摹画书上的英雄美人。有一天，被先生看见了，挨了一顿大骂，抽屉里的图画都被搜出撕毁了。于是我又失掉了学做画家的机会。
但这九年的生活，除了读书看书之外，究竟给了我一点儿做人的训练。在这一点上，我的恩师就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就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才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屁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们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就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这时候我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来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我随口回答：“娘（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我刚说了这句话，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我赶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晚上人静后，她罚我跪下，重重的责罚了一顿。她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她气得坐着发抖，也不许我上床去睡。我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什么微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医来医去，总医不好。我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头舔我的病眼。这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
我母亲23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万分之一二。家中经济本不宽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经营调度。大哥从小就是败子，吸鸦片烟，赌博，钱到手就光，光了就回家打主意，见了香炉就拿出去卖，捞着锡茶壶就拿出去押。我母亲几次邀了本家长辈来，给他定下每月用费的数目。但他总不够用，到处都欠下烟债赌债。每年除夕我家中总有一大群讨债的，没人一盏灯笼，坐在大厅上不肯去。大哥早已避出去了。大厅的两排椅子上满满的都是灯笼和债主。我母亲走进走出，料理年夜饭、谢灶神、压岁钱等事，只当做不曾看见这一群人。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门”了，我母亲才走后门出去，央一位邻舍本家到我家来，每一家债户开发一点钱。作好作歹的，这一群讨债的才一个一个提着灯笼走出去。一会儿，大哥敲门回来了。我母亲从不骂他一句。并且因为是新年，她脸上从不露出一点怒色。这样的过年，我过了六七次。
大嫂是个最无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个很能干而气量很窄小的人。她们常常闹意见，只因为我母亲的和气榜样，她们还不曾有公然相打相骂的事。她们闹气时，只是不说话，不答话，把脸放下来，叫人难看；二嫂生气时，脸色变青，更是怕人。她们对我母亲闹气时，也是如此。我起初全不懂得这一套，后来也渐渐懂得看人的脸色了。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更难受。
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大哥的女儿比我只小一岁，她的饮食衣料总是和我的一样。我和她有小争执，总是我吃亏，母亲总是责备我，要我事事让她。后来大嫂、二嫂都生了儿子了，她们生气时便打骂孩子来出气，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话骂给别人听。我母亲只装做没听见。有时候，她实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门去，或到左邻立大嫂家去坐一会，或走后门到后邻度嫂家去闲谈。她从不和两个嫂子吵一句嘴。
每个嫂子一生气，往往十天半个月不歇，天天走进走出，板着脸，咬着嘴，打骂小孩子出气。我母亲只忍耐着，人道是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这一天的天明时，她就不起床，轻轻地哭一场。她不骂一个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命苦，留不住她丈夫来照管她。她刚哭时。声音很低，渐渐哭出声来。我醒了起来劝她，她不肯住。这时候，我总听得见前堂（二嫂住前堂东房）或后堂（大嫂住后堂西房）有一扇门开了，一个嫂子走出房向厨房走去。不多一会，那位嫂子来敲我们的房门了。我开了房门，她走进来，捧着一碗热茶。我母亲慢慢止住哭声，伸手接了茶碗。那位嫂子站着劝一会儿，才退出去，没有一句话提到什么人，也没有一个字提到这十天半个月来的气脸，然而各人心里明白，泡茶进来的嫂子总是那十天半个月来闹气的人，奇怪得很，这一哭之后，至少有一两个月的太平清净日子。
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有时候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我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什么好处给他。这句话传到了我母亲耳朵里，她气得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她当面质问他她给了某人什么好处。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她才罢休。
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度过了少年时代，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我14岁（其实只有12岁零两三个月）就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慈母良师一甲子，永世难报养育恩
——悼亡母厚修女士
马英九
妈妈走了，走得平静安详。
她弥留之际，医院加护病房，紧握着她微温的手，这一双把我养大的手，吻着她的脸颊，在她耳边低声的说：妈妈您好走，您的子女、媳妇、女婿、外孙都在您身边送您，爸爸会在那边迎接您，你好好走，不要怕喔！我们结缘64年，来世再做母子，好不好？
我们接着用“生日快乐歌”的调子含泪轻声合唱：“谢谢妈妈生我，谢谢妈妈养我，谢谢妈妈教育我，谢谢妈妈爱我”。妈妈阖上眼，告别了这个世界，享年94岁。
时间，是年5月2日下午6点16分。
妈妈生长在湖南宁乡一个书香世家。父母知书达礼，她幼受庭训，从小聪慧善良，进小学前念过私塾，国学底子不错，又写得一笔娟秀洒脱的好字，有大家风范。妈妈小学毕业后，初中、高中念的都是长沙著名的周南女中与省立长沙女中。高中毕业前一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全面侵华，她亲身经历这一场艰苦惨烈的民族御侮圣战，自有刻骨铭心的感受，影响她的一生。
高中毕业后，她顺利考上中央政治学校（政大前身）与金陵大学，她选择前者。抗战时期，政校从南京迁到风光明媚的重庆南温泉，她也在此遇到法政系的同乡马鹤凌——我的父亲。妈妈年轻时美丽而有气质，会念书、字写得好、又喜欢运动，在学生领袖兼运动健将的父亲积极追求下，两人很快就坠入情网。父亲当时称赞她是“真善美的化身”。
年秋，抗战进入尾声，日军准备反扑，重庆震动。蒋委员长号召“十万青年十万军”，父亲带头响应。当时妈妈至为不舍，但以国难当前，义无反顾，她在送别会上说了一句鼓励父亲参军的话，令人动容，也让我至今引以为荣：“历史上成功的男人，都是从战场上走过来的。”
父亲加入青年军不久，抗战就胜利了。父母带着大姊，回到湖南，二姊、三姊相继在长沙出生。、年父母两度来台湾，妈妈当时曾在台北一家餐厅当过会计。年大陆局势逆转，父亲应长辈与同学之邀，再回大陆西南作最后一搏，此行凶险不小，当时妈妈已怀了我，她忧心忡忡，仍然含泪送行。49年底大陆变色，父亲幸免于难，并设法救出在湘潭老家已遭公审清算的奶奶，安排她与二姊、三姊在年春来到香港。稍早，大腹便便的妈妈也带着大姊从台湾赶到香港与他们团聚，我就在那年7月出生于九龙。
当时父母都在九龙“荔园”游乐场打工，妈妈当收费员，爸爸白天在家做馒头，晚上到“荔园”去当茶房，奶奶在家照顾四个小孙子女，一家7口，每天只吃两顿饭。6岁的大姊每天走路送饭给上班的妈妈，妈妈不时典当外婆送她的首饰来贴补家用，全家生活相当拮据辛苦，但在乱世中全家人能够团聚，已经相当幸运。等了一年多，全家总算在年10月来到台湾，先借住在桃园，半年后搬到台北市万华，在一个拼凑的大杂院住了11年，我的童年在此度过，小妹也在此出生。
妈妈天性善良勤俭，伺候奶奶相当体贴，两人在家事上分工合作，情同母女，碰到爸妈意见不和，奶奶还常站在媳妇这一边。
我们家是典型的严父慈母，小孩自然比较亲近妈妈。当妈妈调到石门水库工作的时候，就把读小二的我和小妹带去。白天我们到龙潭的三坑国校借读，下午回宿舍跟妈妈共进晚餐。民国47年的台湾，既无电视、电脑，电影院也少，妈妈就利用晚间，教我读《古文观止》。数十年来，每次回忆当时妈妈灯下课子的温馨画面，就感动不已。这次妈妈在加护病房的初期，意识清楚。探病时，我背《桃花源记》给她听，背对了，她点头；背错了，她摇头。我们重温了50多年前母子共享的快乐时光。现在妈妈走了，我不敢再碰《桃花源记》，深怕自己控制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
妈妈贤淑多才，照料八口之家，五个幼儿。白天上班，晚上有时还要兼课、做饭，十分辛苦。爸爸好客，常邀朋友小聚，妈妈因此烧得一手好菜，很受欢迎。还有不少人专程来吃她拿手的红烧辣羊肉。妈妈也会织毛衣、做衣服。家中有一台缝纫机，就是她贴补家用的利器。我们姊弟妹念小学、中学的制服，很多是妈妈亲手做的。当年父母的薪水微薄，妈妈能烧菜、做衣服、织毛衣，节省了不少支出。我初中一年级暑假，参加童子军露营，学会了做红烧茄子。回家后做给妈妈吃，她看到13岁的儿子居然懂得做菜孝敬妈妈，开心极了！也因为妈妈会做菜，我的四个姊妹不但能做菜，还会做整桌酒席。
妈妈非常孝顺父母，外公住在新店，妈妈那时几乎每个周末都去陪他聊天吃饭。外公去世后，妈妈即使膝盖受伤，不良于行，也要上坟祭拜。外婆当年留在湖南没有来台，年，ZF尚未开放大陆探亲，妈妈思母心切，自己不能赴大陆探亲，只好要求旅居美国的大姊到长沙，探望30年不见的外婆和阿姨。大姊回台湾，带回外婆的思念和一件特殊的纪念品。外婆在年过世，她们母女从年一别，一生未再见面！外婆送的纪念品，妈妈一看就流泪，一直保存到现在。我们会把这件纪念品放在富德灵骨楼，永远陪伴妈妈。
妈妈做人厚道，乐于助人。小时候我们跟奶奶上西园路天主堂，常常领回面粉、包谷粉等外国救济品。有一次我在大门口发现一位贫穷的老人在馊水桶中找东西吃，我立刻跑去告诉妈妈，她马上装一包香喷喷的包谷馒头送给那位饿极的老人。看到老人感激的眼神，我很开心，也才懂为什么“助人为快乐之本”。
妈妈是一个国家民族观念很强的人。小时候，她讲给我听的床边故事，不是侠盗罗宾汉或白雪公主，而是鉴湖女侠秋瑾与革命党员徐锡麟从容就义的故事，她尤其喜欢讲述高志航烈士在浙江笕桥机场击落日机的英勇事蹟。这是最鲜活的民族精神教育，我毕生难忘。妈妈加入中国国民党75年，这是她晚年最津津乐道的事。
妈妈一直有一个梦，希望有一天，她的子女考上联考的状元，那时记者就会来访问她是如何教育子女，她一直在等这一天。等到年小妹考上台大外文系，不是状元，以后家中无人再参加联考了，妈妈才断了念头。没想到我大学毕业那年，举办第一次预备军官考试，有不少人落榜。我幸运考上第一志愿海军补给科，还是台大这一科的第一名。有同学打电话来问我考上没有。我不在家，妈妈接的电话，告诉同学我考上了，还开心的加了一句“还是个小状元呢！”她的儿女状元梦，总算勉强实现了！天下父母心，令人莞尔。
妈妈从我们小时，就教我们要勤俭、诚实、清廉、爱国；要读古文、读英文、练毛笔字。病中跟我们笔谈时，她还写着：“你父亲和我,一生不贪财”。家中建立勤劳奖金制度，鼓励做家事，养成子女劳动与储蓄习惯。妈妈做事低调、谨言慎行，我从事公职30多年，她从不介入我的公务。她给我的只有支持，没有困扰。父母都鼓励我们实践先祖父立安公“黄金非宝书为宝，万事皆空善不空”的家训，父亲并手书“为善读书不忘家训，立身行道毋忝所生”对联，挂在客厅时时提醒我们。我们在文山区住了40多年，妈妈留给左邻右舍、市场摊商的印象，就是如此。
两年多前,当我们知道了妈妈有肺部淋巴瘤的时候,我很感谢大姊提出、大家一致认同的作法——我们要给妈妈最後的日子有尊严、有品质的生活。今天，我们可以很骄傲的说，我们做到了!
进医院的两个星期前，大姊还带妈妈到台南後壁乡去看国际兰花展。只有最后的医院的病床上，但她仍然非常幽默，和我们谈以前的趣事。我们要她做一个兰花手的姿势，她会刻意用两只手来做，还上下摇动，逗得我们大乐，病房常有笑声，完全没有受苦的样子。美青跟唯中探病的时候，安排元中从美国打电话唱歌给妈妈听，妈妈还记得元中小时候的招牌歌“小小羊儿要回家”，指定要她唱。每次美青和我去探病，我一定会亲亲她，陪她聊一阵子，再跟她击掌6次才告别。这段时间，四个姊妹轮流陪伴照顾妈妈，备极辛劳。医生们都赞许妈妈是最合作的病人——亲切而有教养。
妈妈走了，明天就是母亲节，我们怎麽来过生平第一个没有母亲的母亲节啊？
妈妈嫁到马家70年，相夫持家，养儿育女，教忠教孝，含辛茹苦，她对马家的贡献太大了。她生前四代同堂，晚辈有38人，和乐上进，可谓福寿全归。她留给我们两件世上最宝贵的遗产——母爱与家教。所以，我们在她骨灰坛上刻的字是：
“厚德修身，一生忠党爱国；
慈母良师，永世难报亲恩。”
这是我们对妈妈最崇高的敬礼。妈妈，请您好走，永远跟爸爸作伴。我们结缘64年，但愿来生再续缘。
我的母亲
季羡林
我是一个最爱母亲的人，却又是一个享受母爱最少的人。我六岁离开母亲，以后有两次短暂的会面，都是由于回家奔丧。最后一次是分离八年以后，又回家奔丧。这次奔的却是母亲的丧。回到老家，母亲已经躺在棺材里，连遗容都没能见上。从此，人天永隔，连回忆里母亲的面影都变得迷离模糊，连在梦中都见不到母亲的真面目了。这样的梦，我生平不知已有多少次。直到耄耋之年，我仍然频频梦到面目不清的母亲，总是老泪纵横，哭着醒来。对享受母亲的爱来说，我注定是一个永恒的悲剧人物了。奈之何哉！奈之何哉！
关于母亲，我已经写了很多，这里不想再重复。我只想写一件我决不相信其为真而又热切希望其为真的小事。
在清华大学念书时，母亲突然去世。我从北平赶回济南，又赶回清平，送母亲入土。我回到家里，看到的只是一个黑棺材，母亲的面容再也看不到了。有一天夜里，我正睡在里间的土炕上，一叔陪着我。中间隔一片枣树林的对门的宁大叔，径直走进屋内，绕过母亲的棺材，走到里屋炕前，把我叫醒，说他的老婆宁大婶撞客了，我们那里把鬼附人体叫做撞客，撞的客就是我母亲。我大吃一惊，一骨碌爬起来，跌跌撞撞，跟着宁大叔，穿过枣林，来到他家。宁大婶坐在炕上，闭着眼睛，嘴里却不停地说着话，不是她说话，而是我母亲。一见我（毋宁说是一听到我，因为她没有睁眼），就抓住我的手，说：儿啊！你让娘想得好苦呀！离家八年，也不回来看看我。你知道，娘心里是什么滋味呀！如此刺刺不休，说个不停。我仿佛当头挨了一棒，懵懵懂懂，不知所措。按理说，听到母亲的声音，我应当嚎陶大哭。然而，我没有，我似乎又清醒过来。我在潜意识中，连声问着自己：这是可能的吗？这是真事吗？我心里酸甜苦辣，搅成了一锅酱。我对母亲说：娘啊！你不该来找宁大婶呀！你不该麻烦宁大婶呀！我自己的声音传到我自己的耳朵里，一片空虚，一片淡漠。然而，我又不能不这样，我的那一点科学起了支配的作用。母亲连声说：是啊！是啊！我要走了。于是宁大婶睁开了眼睛，木然、愕然坐在土炕上。我回到自己家里，看到母亲的棺材，伏在土炕上，一直哭到天明。我不能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希望它是真的。倚闾望子，望了八年，终于看到了自己心爱的独子，对母亲来说不也是一种安慰吗？但这是多么渺茫，多么神奇的一种安慰呀！
母亲永远活在我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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