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身养性于永正我的生命将在我的文字里
早就想写我的小学老师。不只是因为老师培养了我，而是想通过我的文字，让我的同行们，分享我的老师的人品、才华和智慧。
一拿起笔，我的小学老师就一一浮现在我的脑际，清晰，真切，一如60多年前。
1
在小学老师中，最令我难忘的是张敬斋老师。
张老师是我初小的老师，即一年级至四年级的老师，教我们语文、音乐、美术和体育。
难忘张老师的微笑。年，张老师刚到我们山东省莱阳县徐家夼初级小学时，不过十八九岁。瘦高挑儿，大眼睛，尖下颏，留着大分头，一天到晚，乐呵呵的。他目光敏锐、亲切、热情，总是笑着和我们说话。四年中，我只见他发过一次脾气。升入四年级时，班长“执法过度”，上自习课时推搡了一位同学，张老师批评时，班长涨红了脸，犟了一句，张老师斥责道：“你身为班长，怎么可以这样呢？”班长没再吭声，张老师也就没再说什么。片刻后，张老师叹了口气，拍拍班长的肩，转身走了。四年，我只见张老师发过这一次短暂的脾气；四年，微笑只离开过他的脸五分钟。
难忘张老师教我们写字。张老师写得一手漂亮的柳体字，还能写美术字。升入三年级，我们每天上午最后一节课是写字课。先是写“仿”——张老师给每个人写一张字，每张12个，让我们把纸蒙在上面描。也不过描三四次吧，老师写的字就被洇模糊了。张老师就再给我们写一张。张老师不厌其烦地写，我们不厌其烦地描，一描描了一年。升入四年级，开始“临帖”——每天照着字帖写12个字。张老师喜欢柳体，我们临的都是柳公权的《玄秘塔碑帖》。一临又是一年。
写得好的字，张老师则画个红圈，特别好的，画双圈。我们每天为“红圈”而奋斗。作为孩子，学习动力就是这么简单。我的写字兴趣是被张老师的“红圈”激发出来的。张老师的“红圈”吸引我步入书法艺术的殿堂。至今，我还能回味出儿时研墨散发出来的墨香，“非人磨墨磨墨人”。且不说写字的过程让我获得的其他养分，在我的生活里，在我的精神世界里，我至少多了一方完全属于自己的天地。无论是欣赏古今书法家的作品，还是自己挥毫泼墨，都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这种感觉不可言喻。这也是我当了老师后，之所以重视写字、希望学生能写一手好字的原因。
说到红圈圈，又想起了张老师在我作文簿上画的一条条红色波浪线。那醒目的波浪线，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里。张老师很重视作文教学，每周一篇，我们用小楷笔竖写。张老师用朱笔批改，有眉批，有总批。老师用毛笔画的竖波浪线一顿一顿的，非常好看。有时几乎画满了全篇。如果说，我的写字兴趣是被张老师的红圈圈激发出来的，那么，我的作文兴趣则是被张老师的红波浪线激发出来的。我当了老师后，深知波浪线的作用，也就从不吝啬红墨水了。
一年放寒假前，张老师为考试成绩好的同学画奖状（给多少同学画，记不清了），我的奖状上画了一只蹲在树枝上展翅欲飞的小鸟，然后写了一句勉励的话。我回到家就临摹那只小鸟，居然画得很像。没想到，从此竟喜欢画画了。那时的美术课没有教材，张老师叫大家“随便画”。画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越画越爱画。那时没有家庭作业，我的课余时间几乎全用来画画和拉京胡了。而今，我们的学生有多少能根据自己的兴趣，有选择地学习？没有兴趣的学习叫“应付”。被动学习很难出天才。
忘不了张老师的音乐课。音乐课上，张老师教我们唱《 战歌》《歌唱祖国》《嘿啦啦啦啦》（一首关于抗美援朝的儿童歌曲）。能教的歌儿教完了，张老师便教我们拉京胡、唱京戏。后来发现我有小嗓（假嗓），又“因材施教”，单教我一段《汾河湾》中柳迎春唱的“儿的父去投军无音信”。张老师是新中国把器乐演奏引入音乐课的第一人——年在音乐课上就教我们拉京胡，不是第一人吗？
张老师还教我们打锣鼓。“胶东秧歌锣鼓”热烈欢快，振奋人心，我们打得酣畅淋漓、如痴如醉。节假日，张老师带领我们敲锣打鼓去附近村庄宣传抗美援朝。我除了打锣鼓，还演活报剧。我演过李承晚（剧本是张老师编的）。至今还记得其中的台词：“我叫李承晚，南朝鲜，我来坐江山。我的江山坐不稳，认了个干爹杜鲁门……”
没有艺术的教育，是残缺的教育。艺术教育也不只是教唱歌，教画画儿。
那时农村条件差，学校只有一个空荡荡的操场。张老师亲自为我们挖了一个大沙坑。体育课上，张老师教我们跳高、跳远。至今，张老师那“剪式跳高”的身影还留在我的脑海里。
课间，沙坑成了男生的摔跤场。张老师常常站在旁边笑眯眯地看，有时还教我们一手。我的摔跤本领就是在沙坑里，在富水河畔的沙滩里练出来的。“文革”时，有个到小学“造反”的大块头儿中学生，挥着拳头向我冲来，被我撂倒在校门口。那男生像《水浒传》里的“洪教头”似的爬起来，头也不抬，悻悻地走了。
就我所知，那时农村小学没有体育课，张老师是凭着他的直觉和爱好，自己“开发”的。我和同学津津乐道的，还有张老师带领我们游泳、给梨树掐花、慰问军属、拾粪等活动。
说到“拾粪”，现在还脸红。“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升入四年级，张老师要求我们每天早晨背着粪箕拾粪（即牲畜的粪便），然后背到学校，在校门口一字儿摆开“展览”。晨读后，再把粪背回家（那时我们每天先到校晨读，晨读后回家吃早饭，饭后再回校上课）。一年中，我只拾到过一次牛粪，其余的，都是挖河里的淤泥充数。张老师说：“淤泥也是好肥！”
什么是教育？教育不是“叫育”，也不只是教书；课堂也不只是在学校里。什么是素质教育？素质教育就是教师素质的教育。即教师有什么样的素质，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张老师是凭着他的品格、热情、认识、直觉和悟性来从事教育的。我断定张老师那时没有系统学习过教育学、心理学，更不知何谓“素质教育”，他是凭着他出众的才华、渊博的知识和广泛的爱好从事教育并影响着他的学生的。
非常庆幸，在我刚跨进校门的时候，遇到了张敬斋老师。张老师对我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
2
升入五年级，有了地理课。教地理的是徐国芳老师。徐老师快50岁了，头发梳理得极为规整，分向左右的头发从来都是服服帖帖的，没有一根张牙舞爪脱离集体的。他嘴巴上翘，行动稳健，说话轻松。徐老师好脾气，从来都是笑嘻嘻的。
20世纪50年代初的小学《中国地理》课本是分省编的，即一个省一课。徐老师上课时，边画地图边讲。譬如，讲我们山东省，他边画边说：“我们山东省像一头蹲下的大骆驼，头伸进渤海和黄海里，它的头就叫胶东半岛。”这句话讲完，山东的轮廓也就出现在黑板上了。我们异口同声地说：“哇！真像骆驼！”然后，徐老师又标出省会济南和其他大城市，自然少不了我们烟台，顺便又标出了我们莱阳（课本中的山东地图并没标上莱阳）。
接着画铁路，画泰山山脉，再讲物产，最后讲邻省和濒临的海。讲到“烟台苹果莱阳梨，肥城蜜桃大如拳，乐陵小枣甜如蜜”时，我们都很自豪。紧接着，徐老师又加了一句：“烟台苹果莱阳梨，不如潍坊萝卜皮。”我们都大叫：“吹牛！萝卜皮有什么好吃的？”徐老师说：“潍坊也是咱们山东的。那里的萝卜确实好吃。”说完，又在地图上标出了潍坊所在的位置，我们又高兴起来。
我看到山东半岛“伸”进大海里，十分担心地向徐老师提了个问题：“老师，咱们山东半岛要是‘断’了，我们不就掉进大海里了吗？”徐老师嘿嘿一笑，道：“半岛可不是漂浮在海面上的，你这不是杞人忧天吗？”
徐老师的地理作业“千篇一律”——画地图。第一课讲全国行政区，就叫我们画全国地图，以后每教一个省，就画一个省。我有绘画的基础，每个省都能画得很像书上的地图，经常得到徐老师的夸赞。我的同桌孙绍君画得潦草，他画的山东地图活像一个不规整的梨，徐老师却说：“不错，不错，有点儿意思就行。”徐老师的口头禅是“有毛就是鸡”。孙绍君写的大字，笔画粗，同时担任我们五六年级书法课的徐老师却说：“孙绍君的字有颜体的味道。”常常在他写的某一笔、某一画上画个小红圈儿。圈儿虽然小，却让绍君每次写字都全力以赴。
当了老师，我明白了，不是徐老师要求不严格，这叫“尊重差异”、“因材施教”。我当了老师，也学会了在学生写的字的某一笔、某一画上画红圈，也能在每个后进生身上找到闪光点。
学完了中国地理，画完了中国地图和各省地图，祖国就镌刻在我心中，永不磨灭。
到中学读《世界地理》时，我依然保留画地图的习惯，画完了五洲四海，世界就在我心里了。
画地图让我养成了看地图的习惯。每当我站在中国地图前，徐国芳老师和善的面容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耳畔就会响起他那“嘿嘿”的、近乎天真的笑声。
3
我的小学男老师喜欢起女性的名字。和徐国芳老师一样，白晓云老师也是男性。白老师姓白，人和他的姓一样，也白。他穿着整洁，爱戴一顶蓝色“解放帽”，而且帽沿是“黑化学”的（即一种黑塑料，在当时非常时髦）。
白老师教我们历史。每讲一课，他就让我们看课后的思考题。“第一个问题怎么回答呢？”白老师问。然后，引领我们画出书上的有关句子。我们把这些看似零散的句子连起来一读，居然通顺、完整。个别连接不好的地方，白老师会给我们添加几个词语，说：“这就是第一题的答案。”依次类推，把课后问题的答案，都在书上圈画出来了。一篇长文，我们只需记住其中十来句即可。就这样一课课地画下去，让我学会了读书抓要点、重点。白老师从不布置书面作业，复习时，只是要求我们熟读每课圈画的句子。期中、期末考试，我们的历史成绩都很优秀。我们学历史感到非常轻松。
读中学和师范的时候，我把这个方法迁移到所有学科。期末复习时，我先把各科课本通读一遍，边读边用红笔圈画出每课的重点、要点（好多地方平时就画了，但用的不是红笔）。复习第二遍、第三遍、第四遍的时候，我只读并记住我画的重点、要点，既省时又省力。每次考试，各科都得高分。95%以上的考试内容都在我的圈画之中。在初中和师范，我都是“三好”学生。
年，我到徐州党校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每次考试，同班的大学本科生都考不过我。这得益于白老师教给我的读书方法。我能把厚书读薄，同样也能把薄书读厚。白老师让我懂得了什么叫“授之以渔”。
4
王其欣老师高高的、瘦瘦的，和白老师相反，他的皮肤黝黑。他是校长，兼我们的自然和美术课。
我们从不称他为校长，都称他为“老师”。对此，他很高兴。他常说：“我不是称职的美术老师，我不会画画儿。”他常用“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滥竽充数”自我解嘲。
但王老师善于激励。他的办法是让我们的画儿“上墙”——一进校门的过道两边的“学习园地”上，贴满了我们画的画和写的大字。每期都有我画的人物、动物，还有京剧脸谱儿。
王老师经常站在“园地”前欣赏我们的字、画，连声赞叹：“好，好！”他那像欣赏心爱的宝贝似的眼神，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永远让我感动。
小学毕业，我到了徐州。王老师还亲自给我父亲写信，说我有绘画天赋，建议将来读美术学院。这让我深受鼓舞，立志长大当画家。
读中学时，我“移情别恋”，想当一名作家。但几十年来，业余时间仍不时挥笔作画，自得其乐。得意之中，总会想到瘦瘦的、高高的王其欣老师，想到他对我们儿时的欣赏与鼓励。人如其名，名如其人。王其欣老师让我学会了欣赏学生。
往事如昨，历历在目，一切是那么清晰，亲切，一如60多年前。岁月无情。如今，四位老师都走了。
倘若他们健在——
我一定会为老师们双手呈上我的新作——《做一个学生喜欢的老师——我的为师之道》，请老师批阅。我一定会为他们清唱一段《汾河湾》中的“儿的父去投军无音信”，再次请老师指正。我一定会为他们画几幅京剧脸谱，博老师一笑。我一定会为他们挥毫书写“师恩永沐”四个大字，以表达我对老师们的谢意与敬意……
天上
多了一颗指路星，
地上
他埋下的种子早已开花！
除了对教育教学的追求，于永正老师对人生的态度同样让人感念！
以下这篇文章体现他对人生的豁达感悟——在病痛的折磨中，他以豁达之心面对生死，写下《病中吟》，刊登于《小学语文教师》，乐观态度让人感动。
《病中吟》一1
年3月3日，我因患血液病，住进医院血液科28号病床。病房里共有四张床，拥挤，但整洁。28号床在最南头，靠洗手间，“方便”很方便。
一天，潘秀英主任查房，发现新大陆似的说：“四位患者中只有一位男的，多不方便哪。”然后对我说：“我给你调一个房间吧。”
邻床70岁的刘女士说：“我们没感到不方便，于老师不能走。”
其他两位女士（包括一位20多岁的姑娘）连同他们的陪护人也齐声说：“是呀，于老师不能走！”
尽管刘女士“威胁”要联名上书院方，“强烈”要求把我留下，但无济于事，潘主任还是把我调到了69号病床。这间病房里只有两张床位，我和先我一步的10岁小男孩成了病友。
后来才知道，潘主任从网上得知我是一个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特级教师，才把我调到这间稍为宽松的房间的。所谓“男女有别”云云，不过是个托词而已。
刘女士和其他几位病友多次到病房看我。我则把学生、老师们送来的鲜花转送给她们。刘女士爱花，高兴得不得了。
我，一个74岁的老头儿，满脸皱纹的老家伙，人缘倒不错。
经过几番反复检查，医生说我患的是什么血液病，很难确诊。潘主任建医院——医院——去看看。那里有全国顶级的血液病专家——肖志坚主任。我心里明白，连徐州的医生都拿不准，肯定凶多吉少。
2
事不宜迟。3月26日到了天津，27号，挂到了肖志坚主任的门诊号。那天，他没戴工作帽，也没戴口罩，看上去，最多五十岁吧，却早已蜚声全国。他儒雅，沉稳，持重；一边专注地听着我对病情的陈述，一边作些记录，偶尔询问一些他想知道的细节。最后，他语气平和地说：“先做个骨穿，我们要看到化验结果才能确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不要紧张。”4月3日，我医院。病房面积和徐州的一般大，但只安排三张病床，显得敞亮多了。我右边病床住的是河南来的59岁的刘教授，左边病床住的是天津蓟县的72岁的蒙师傅。刘教授儒雅，蒙师傅爽直。
我全身无力，虽说洗手间就在病房里，大小便仍感到吃力。一天，女儿为我买了一把夜壶——就是尿壶，人们讲斯文，便送给它一个“夜壶”的雅号。我高兴地对刘教授说：“世界上的发明有千千万，但有两项发明最伟大。”
刘教授饶有兴趣地问道：“哪两项？”
我说：“第一是夜壶。有了它，解小便——特别是夜里——就用不着下床了。”
刘教授哈哈大笑，连床都跟着咯吱咯吱乐。
“第二，”我接着说，“是洗衣机。以前，我特别怕洗床单、被罩，更怕洗蚊帐。那蚊帐躺在木盆里，像一堆猪肠子，拽都拽不动，老虎吃天——无从下手。现在好了，什么这个那个的，往洗衣机里一放，一按开关，洗衣机就乖乖地转起来，只需四五十分钟，就洗好了，而且取出来就半干了。”
刘教授又笑。
有了夜壶，我晚上再也不下床“方便”了。白天，女护士进进出出的，我不大好意思，还是坚持着到洗手间去。
3
4月10号，检查结果出来了，我患的是淋巴T细胞白血病。此病易缓解，也易复发。开始家人还想瞒我。肖主任说：“老知识分子了，瞒什么？知道了，有利于配合治疗。”我一看要化疗，就明白了。我对家人说：“我的导师张庆先生得知自己患上白血病，对妻子说了九个字：不怕死，争取活，活得好。这九个字，也是今天我要说的。张庆老师先做了五次化疗，然后改用中药调理，如今10年过去了，张老师满面红光，身健体壮。西医伟大，中医神奇。一个用科学治病，一个用哲学治病，一个治‘病’，一个治‘人’，两者结合，相得益彰。在我们中国，除了有西医，还有中医呢！多么值得庆幸啊！在教学上，张老师是我的导师，在如何对待疾病、如何治疗上，也是我的导师。”
深圳的弟子赵志祥听说我患了白血病，在手机里破口大骂“老天不长眼”！我说：“苍天有眼啊！它很眷顾我，已让我健康、平安、顺利地走过了整整74个年头！大概上天看我太辛苦了，于是找了个理由，让我放慢脚步，休息休息。放心，师父会坦然以对，笑面人生。”
他说：“师父又给我上了一课！吉人天相，师父一定会战胜病魔，重返讲台！全国的老师需要您，千千万万的学生需要您！”
4
化疗期间，我每天早晨要服一种激素药，白色的药片上有一个大大的字母“P”，每次服12片。女儿倒好水，我一口就把12片药吞下肚，笑着对女儿说：“你老爸厉害吧，一口能吞掉12个‘P’！”我故意把“P”说得很重。连床位医生方大夫也被我逗乐了。光看字母，谁都不会笑，但一说出来，就可笑了，因为“P”和那个字同音。
从此，每天早晨我吃“P”的时候，家人都会哑然失笑。
笑比哭好啊！
5
第一次化疗，4月15日开始，5月15日结束，历时一个月，效果很好。用医生的话说叫“完全缓解”。何意？即骨髓和正常人一样了。而且化疗没有什么不良反应。肖主任查房时，右手抚摸着我的肩，笑着说：“看来，这药很对症，光明就在前头！”他右手用力拍了一下我的肩。这力，一下子传遍了全身。于是乘胜追击，继续进行第二次、第三次化疗，到6月30号结束。这期间，每天早晨坚持吃“P”。
第三疗结束后，体重由入院时的70公斤，减到60公斤，腰疼腿疼，感到精疲力竭。再也不夸“体质”好了。头发几乎掉光。一照镜子，头顶上只有少数几根忠于我的白发尚傲然挺立，那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气概，着实让我感动！有几根居然熬到出院，跟着我回到了徐州！但回家不久，还是相继“光荣”了。这是后话。
第二次化疗后，腰就疼；三次化疗后，腰疼得更厉害了，躺在床上翻身都困难，如若坐起来喝水，则更如上刀山下火海一般。乌鸦尚且知道把小石子衔到瓶子里，让水位升高，然后再去喝里边的水，我的智商难道不如乌鸦？我请老伴儿把杯子倒满水，放到我的枕边，再把吸管插进杯里，我歪着头用嘴吸。果然，一会儿便把一杯水喝光了。吸管延长了我的嘴！老伴用京剧《红灯记》中李玉和的口吻说：“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我刚想对老伴儿说“吸管是人类的第三伟大发明”，怕老伴儿投否决票，没说出口。
有几天发低烧，精神萎靡不振，嗜睡，京剧也不想听了。肖主任还是一只手按着我的肩，笑着说：“你以为化疗药是营养液？发烧、嗜睡、无力是正常反应，不要担心。”一句话，顿时让我有了精神。老伴儿说：“你不是说‘跟京剧一块活着’吗？我教你唱一段《西厢记》的‘只说是娘把诺言来践’吧！四评调，很好听的。”我立即答应了。先听张君秋的录音，然后爬喜马拉雅山似的，艰难地跟着老伴儿一句一句地学。只三天，居然能哼下来了。唱着唱着居然不发烧了。有一天，我一用气，竟唱出了旦角的亮音！我高兴地说：“看来化疗没把我的小嗓儿化坏！”我这一嗓子，似乎传到病房外医务人员的耳朵里（那时我早已住进了单人病房），一位姓郭的护士进来送药时，问我：“老先生，您是不是唱戏的？”
我问：“怎见得？”
“你们天天听戏、唱戏，而且唱得那么好。”
我说：“我是小学老师，自幼喜欢京戏。你们天津是京剧之乡，当今出了一大批名角，像康万生、孟广禄、刘桂娟、李佩红、李宏、赵秀君、张克，都是闻名全国的大家！——你喜欢京剧？”
她说：“我父母喜欢京剧。”
可见，她不喜欢。她没正面回答我，显然是怕扫了我的兴。这么一“拐弯”，既不扫我的兴，还带有抚慰我的意思。可见她的语文学得不错，而且善解人意。
我把学唱戏的事打电话告诉了张庆老师。张老师说：“《空城计》里诸葛亮唱的一段‘我本是卧龙冈散淡的人’，医院里做化疗时学的。一唱，病痛就减轻，甚至逃遁了。”
“是呀，”我说，“唱戏，一用气，二忘我，等于做气功啊！”
6
医院住了四个月零三天。
第一个来探望我的是山东潍坊弟子李虹霞，她一共来津看望过我两次。天津的李卫东，上海的戴建荣，成都的余佳佳，杭州的张祖庆，北京的吉春亚、刘云艺，荆门的彭少菊，西安的史颖、李亚萍、孟琪、马国红，青岛的李伟等弟子也先后赶来天津看我。青岛的栾喜峰、上海的朱文君、濮阳的高照远等弟子托人捎来了慰问金。老友吴忠豪（上海）、支玉恒（威海）、陈先云（北京）、庞玉和（北京）、蔡欣梅（北京）、安京妹（北京）、王洪岩（徐州）也先后来津探视。我曾经工作过的徐州市大马路小学校长张艳（我的弟子）、孙荣平书记和卢海燕主任也来天津看过我。至于打电话发信息慰问祝福我的弟子、老师就难以计数了。杭州的弟子张芬英，几乎天天发信息祝我早日康复。成都的余佳佳常发来谜语、“脑筋急转弯”逗我开心。一次，她发来“世界上有南京、北京、东京，为什么没有西京？”我大脑“转”了两天才“转”出来：西京被唐僧取走了——西天取“京”嘛！
看望我最多的是天津老友、著名特级教师靳家彦和他夫人李瑾。他们夫妇二人不仅给我送来被褥、枕头、床单等生活用品（医院附近租赁了一间房子，需自备生活用品），还隔三岔五地送来李瑾亲手做的菜，如鳜鱼之类以及天津名吃狗不理包子、大麻花等。
我老伴儿对我说：“看看，全国有多少人关爱你呀，他们给了你多少正能量啊！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是的，朋友的关爱给了我极大的慰藉和鼓舞。但，给我正能量最多的，是我的老伴儿、儿子和女儿。
开始，是儿子晚上在病房的陪床上（就是窄窄的折叠椅）陪我，后期是老伴儿陪我。我们每晚看完中央电视台4频道的“今日真皮型白癜风北京哪个医院治疗白癜风正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