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人生文学表达首届莱麦丹文学奖一
昭通市首个民间文学奖
——莱麦丹文学奖
一等奖获得者：寒木
作品：华西九日
华西九日
年5月21日星期三第一天
我没有料到，我比自己曾经设想的离开滇东北那个土里吧唧的小镇大约提前了两个月，比我们云夫校长设想让我离开的日子最少提前了两年，这是伟大造物主的前定。身体的颓败，精神的透支，迫使我不得不离开。其实我并不希望孩子们婆娑着泪眼留恋地不想失去却无奈地失去，没有跟我能完整地学习一本《论语》或《道德经》；也并不希望同仁们首鼠两端地犹豫着想让离开，而离开了则事业上少了一把抽其奋蹄的鞭子；更不希望乡老们嫌我不是正统的伊斯兰学者，而指望着能更换一个他们心里构思的穆斯林尔林：但是最后我还是一无反顾地离开了。
我是一个敏感的人，我希望就是这样一种颇为宁静的前定，在我的日子里降临——不会引起任何分歧。无论希望者，观望者，无所谓者，还是永远连懂你这样一个想法都不会产生者。总之，我连湖水中落下一颗小石子都不如的、没有激起任何涟漪的离开了滇东北那个土里吧唧的小镇。
之后，我就住进了大西医院——医院神经内科，我得以深刻地体会了一个脑残者的生活境遇，也同样见识了今天脑残者何至我一个的壮观场面！
如果你相信前定，这便是。不会因为你理解不理解，你必须遵从这样的道路——谁都不会因此而找出破绽，天衣无缝地、无懈可击地离开而没有留下任何遗憾。
我避开了所有人对我的猜疑。伟大的造物主统一了人们的认识与思想，让我自然而然地离开了滇东北那个土里吧唧的小镇，没有惹来任何非议，这就是我举意的得到了承领。
从成都火车站到华西坝，不过是转换一次地铁、花两块钱、再步行不到米而已，比起站在住院部管理者面前交涉，算个毛线。
门诊要求必须住院，脑梗塞，再推下去恐怕会半身不遂，或脑溢血，或失去治疗的最佳时机，总之很严重。而住院部却无论如何无法安排床位，只能等一周。这就是华西，大家必须遵守这样的秩序，没有谁肯例外。
在无望中儿子跟住院部领导不断地交涉，我则无聊地读广告：四川大学神经内科有两个院区，四个病区，总床位余张，医生55人，护士82人，其中教授副教授26人，博导6人，硕导15人，主任护师2人……狗皮膏药，纯粹的狗皮膏药。
对于一个来自大西北的下层劳动者，如果与医院相较有些唬人，但这能说明什么呢？这个长长宽宽的牌子难道不是院党委书记与院长一伙制作出来唬人的锐器吗？医院不是这样？全民造假，相习成风。这一张大牌子只能表明这个造假运动是年忽悠比自己高一级领导所需的一个结果而已，冰冷的数据如走廊的风吹过，在我的心里不留任何痕迹。
我的心如广告牌一样冰冷而无聊。
可是唬人的还是后来经历的，严厉地教育着我，那医院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的缺失与消亡，在华西竟然能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如一面久违的猎猎的战旗在全军覆没的战场上飘扬！
无聊的几个小时过去了，儿子满脸春风地告诉我，终于得到了一个床位：8楼12病房8床。办了一张信用卡就直接入住了，效率蛮高。
到病房才知道，我住的这个床位5分钟前刚由一位康复病人腾挪出来。按照惯例这一床位一周前就有等待就医的病人预订了它的使用权。我们碰巧在这时候跟住院管理领导申请床位，又看到是从大西北来的，路途远，属于重病病人；又是少数民族，看病不易：通过领导汇总研讨，实行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接纳了我。
运气真好！
我长吁了一口气，比起在地铁里一个警察寸步不离地盯着我手里的大行李箱追随了好几站的情景不知温暖了多少倍。看来任何民族，任何区域，好人总比坏人多，真诚总比虚伪多。美好、善良总以强劲的势头压倒邪恶、卑劣，给无助的心以无限的欣慰与希冀！
你是哪里人？我回答说:西海固、一个贫甲天下的地方。大夫笑笑说:没听说过。大西北，大西北知道不？我补充着追问了一句。跑这么远,医院来看病,有你描述的那么穷吗？听大夫的口气，第三世界的公民都早已猪油擦沟子——富威了，哪有你说的那么寒碜？不是为世界卫生组织救助的区域吧？你还真说准了，我们就是那个被世界卫生组织救助的西海固。况且为生命而奔波还需要考虑那么多吗？呵呵，呵呵。他又笑了笑问:你哪里不舒服？头痛，耳鸣，右半身麻木。老人家，来做几个动作，双脚并拢，两手并举胸前，闭目。我心想，这能判断出病吗？就轻松照其做而已。工业革命改变了资本家的命运，信息革命改变了知识分子的命运，你这古老的“望闻问切”也想改变我的命运？恐怕有点陈腐吧！或者还有点好饰夸张？用时下孩子们最时尚的语言来说：old-fashioned。阿Q说，这是洋文，你们不懂。
今天的人都很自负，在病人与大夫之间，病人纵然有想法，那又如何呢？然而我的机械而畸形的动作已经回答了他的判断：闭目，举手，并脚……在场的人都哄笑，我明显的感到身体向右一倾，脚急骤向右分开；同时右手也像折断的翅膀下垂下去。我想极力保持平衡，可是却没有能够。
大夫告诉他旁边的弟子——一个川音很浓的二十来岁的、看上去非常聪慧的青年：剑波，综上所述，你以为该病人所患的是？
我差点笑岔气：鲁迅先生笔下的狂人——神经病！
剑波非常严肃的告诉老师：丘脑运动区有梗死！
剑波肯定是一个非常有悟性的弟子，从他机灵的眼神里就能看出来。如果他能十二分专注自己的专业，将来一定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
大夫欣慰地点点头，一种气息弥漫开来，包含着赞许、信任与鼓励。该用哪些药，运用怎样的治疗程序，拟出治疗方案。
原来这就叫专家？
他说完最后一句话，我才仔细地打量：大夫长一头倔强的头发，如鲁迅先生一样。我思忖，长这种发型的人是不是大多都骨子里生就一种智慧与果敢？他戴一副金丝边近视镜，一双不大的眼睛即使在镜片的遮蔽里也闪着深邃而睿智的光，金丝边显示着他人品的含金量，眼镜的度数表明了他临床经验与医学知识的渊博与深刻。
听他普通话说得不错，我总以为他是西北人。不想套近乎，只是听说他尊姓马，大名振兴；会不会是青海、甘肃或直接就是一个西海固人？或者也许同出于一个弱势群体、遵守着同一种信仰也未可知？这让我觉得亲切。于是冒昧地问了一句，他的回答让我怅然若失——天津人。可是与马三立先生“你这倒霉孩子”的那种腔调、语气，实在距离太大。我为自己判断的失误而尴尬，心里掠过一丝无名的火，觉得根本就没有必要询问这样荒唐的问题。离开自己故土几步，离开交流的群体几许，孤独与抑郁就让自己在尊严与骨气上大打折扣。
也许他说的是假话，怕病人与医生会出现那种我们从媒体中看来的繁琐与纷扰，需要敬而远之。但或者他说的就是真话，只是因为他远离家乡漂泊太久，已经完全脱胎了天津人那种说话的腔调与口气，只在骨子里明显地凸现着天津人的强势与聪慧、睿智与精明。
三十来岁，职称是教授，这不能不让人艳羡。当我打听他的职称时还搞了一个笑话：他的一个弟子不屑地白了我一眼，那种你在哪里都会遇到的对于留胡须、穿长衫者的鄙夷与蔑视，对于乡巴佬的歧视与不尊重：教授许多年了，知道不！我想分辩：他很年轻？现在不以年龄论英雄，靠实力。这话的弦外之音是：有志不在年高，无志枉活百岁，你以为谁呀！他说完话，走到工作台边去，不再跟我搭讪。是啊！你不知道你那里沟有多深，山有多高？也许这一辈子如果不是生病，还走不出那幽暗贫穷的地方，何以见到这么大的城市，何以看到穿这么华丽服装的人？
我蓦然想到：人类的歧视无处不在！
当然华西因为有太多这样的高手，才使得华西在全国同行业中名列前茅，名闻遐迩。
住的稍稍熟悉，就有本地的病友夸赞华西治疗疾病的实力：寒木老师，丘脑一个小小的梗塞，在华西，在马振兴这样的大夫手上，绝对的“小儿科”，小菜一碟。可是马大夫却非常谦和地说：这是极言夸张之意。你们是病人，不了解大夫这个行业的性质。人的躯体是一架非常精密的仪器，大到每一个器官，小到每一个细胞，每时每刻都处在高度运转变化状态之中，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不能以一瞬呀！你们所能想到的恐怕只是冰凌而已，疾病的变化与转换何至是冰山一角呀！如果用一个小小的宇宙来形容生命个体，我不觉得有丝毫的夸张，这绝不是文学意义上的修辞！
我突然觉得他是懂医术的。
无论如何，华西能有这样的才人，是华西强势的砥柱；我初来乍到，能遇上这样的大夫与弟子，看来是我的幸运。
“望闻问切”这一中国古老的医学传统在今天的高手身上还能彰显，不管它在信息革命的现代化设备面前“老土”到何种程度，或不为人们认可如我一样的小觑也罢，但是所承传的人生常道、知识天理却是一样的精辟。
同处在当下，遇到的是千奇百怪的病患者，患的是千奇百怪的疾病。高手只是与病患者在轻松的谈天说地中，就能准确地判定患者所患疾病，并锁定区域，给出优质的治疗方案；普通的大夫却要经过一丝不苟的努力，借助精密的仪器与设备的反复考察，得出正确的结论；而庸医则虽用尽各种手段，仍然不乏在干腿子上把脉，不是毫无依据的胡言乱语，就是妄下结论的瞎话昏话：把小病培植成大病，把大病培植成卡凡瓤子者，在这个世界也是屡见不鲜的！
曾在《独醒杂志》看到过这样一则寓言：一士人善画，作鼠一轴，献之邑令。令初不知爱，漫悬于壁。旦而过之，轴必坠地，屡悬屡坠。令怪之，黎明物色，轴在地而猫蹲其旁。逮举轴，则踉跄逐之。以试群猫，莫不然者。于是始知其画为逼真。
这画家堪称高手，而马振兴大夫不示张扬，也正是具备了这画家的风范。
年5月22日星期四第二天
昨天晚上接到通知单,今天早晨不食不饮做检查。
一楼放射科大厅里挤满了检查的病人，有的是自己进电梯出电梯而走来的，有的是被送检人员用轮椅推着来的，有的干脆躺在病床上被送检人员拉到候检大厅。许许多多的窗口，形形色色的病人，稀奇古怪的检查方式。几乎每个病人的手臂上都插着又粗又大的一针管药剂。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有的踱来踱去，凌乱纷呈，拥挤不堪。悲凉凄切，惨不忍睹。好在我带着留置针，没有放血。每次扎针我总要把脸转开，看着护士姑娘把那么粗、那么长的一根金属或其他材料制针扎入血管，不是怕扎，而是心理恐惧；不是疼痛，而是对患者的怜悯、同情而生的心悸。那种情境常让我感到肠胃抽缩或痉挛，无端地泛上一些东西。
华西检查，总的来说是公平的，排队，叫号。除非濒临灭亡者才可以插队，但是病人也会相互监督，总有人勇敢地站出来揭发。
96号，96号，扩音器里传出浓浓的四川口音，该我做MRL影像检查了。庆幸3个多小时的等待，终于挨到了。正在兴奋之时，连连应答着在、在、在的同时，迈步向前冲。突然面前横出一面硕大的病床，挡住了去路。三四个身穿深绿色服装的医护人员，一边吆喝着借过啦、借过啦，一边把病床上病人的监护仪器、抢救仪器七手八脚地从病人身上撕扯下来，抬起病人在我前一秒夺门而冲进了检查室，检查室厚重的金属门在离我的鼻子不到三厘米的距离前阖上了，如果我再快走半步，我疑心会碰个鼻青脸肿的。
开始我以为是这个病人听错了号，一瞬之后，我就明白了这是个急病插队者。我只好怔怔地静候，等下次再叫。
这时在我的周围便有了嗡嗡嘤嘤、叽叽喳喳的吵闹声，直击耳鼓：你为唦子不冲吗？绕过病床哎，不能让给她啦！全是浓浓的川音在报怨。紧挨我后排着一个年轻人，大概是97号，或者是98号，直逼我面，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下一个就是我啦，你错过了自己的号！这话的意思是：我要在你前面检查。儿子看着那年轻人矮小的身材，且病瘦不堪，想上去理论，被我拦住了。我转过头看看身后，就算一个不让，时近中午，检查的人也越来越少，说不定不到一小时，即使在最后，也可以检查上的。那么久的时间都等过了，也不在一时半会。我告诉年轻人：你在我前面检查吧！
在整个候检大厅里，我是另类。不是为了给谁看，我的行为必须符合我的身份。
就冲着这一把胡须，身上这件长衫，我必须不折不扣地遵守秩序，这难道不是一个穆斯林——唯一的一个另类应该具备的品行吗？
96号，96号——结果还是叫我了。我只好向年轻人点头示意，表示真的对不起，这不是我的错。不管他懂不懂，不管他理解不理解。
我不知道检查大夫对我提了什么要求，还跟我讲过什么。等我走出检查室，儿子询问检查如何时，我什么都回答不出来了。
后来我才记起来：我进去时，看清了在我前面被众多病护人员送进去的那个重病病人原是个女的。她躺在硕大的病床上，占着那么小的一个位置，头发散乱，衣服敞开，直挺挺一动不动。一个戴金丝边眼镜的大夫不断地提示着什么，我没有听清楚，我只看见那么多白色大褂在眼前起伏，涌动如流。我的耳际隐隐约约有声，但似乎很远，又很近；很飘渺，又很清晰，如前几天在学校时时听到的电钻在地下室运作时激烈的吼叫声，直钻我的脑子；那是一种机器发出的连续不断的电流声。等到这种刺激的电流声在我耳鼓嘎然而止时，我看到那张病床上一条阔阔的白布单被许多的手拉起，又平平地苫下去，像一个洁白的隐喻，在我的眼前宣布并定格成一个符号或一种记忆。然后，那张大大的病床就拉着那个用白布单盖着的小小的躯体从后门出去了。
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那时那地，我只有一种眩晕的感觉。突然觉得生命竟如此脆弱，如此短暂。进来时，还有气息，出去时，却什么声息也没了。原来死亡竟然距离我们这样近，就在襟袖之间，一不留神就会撞个正着。
医院，不见大群的病人，自己平生没有害过一场大病，是生命的残缺。神经是麻木的，是迟钝的。对于生命、生活的灵敏度也远远不够。我们老说要珍惜、要感恩，这些字眼儿纵然从口中表述出来了，但总是那样苍白，那样干瘪，不会产生任何深刻的触动。医院，看见那么多病患者，那么多脆弱的生命，无奈、无助、无力的时候，你说出的珍惜、感恩那是另一番深味，是另一番意蕴，话一出口你就能品味出那语气与既往是如何的不同。很多的时候没有语言，只有一个眼神，一种手势或者体语。总会看到人们比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有了更多的宽宏、大度、理解与包容，没有人因为自己来得迟就一定要抢占一个位置，只要我比你好，你坐，我站着，就不碍事；你进，我等待，就不会有那么多麻烦。
那种美好成为暗流涌动，在人的心灵深处。
年5月23日星期五第三天
回到病房，身心疲惫。
检查时等待了那么久倒也没什么，只是那个女人的死亡，让我觉得悲哀异常，为她，也为自己。病人看病人，似乎就是在看自己的生与死，就是在体味自己生命的长度与宽度。
儿子问我说，爸，吃点馍吧！说着他递给我一个生白生白的饼子，我感觉那白色简直跟那床单颜色一模一样。我端详着那饼子，就像又看到了那张憔悴而苍白的脸。那是一张死亡的脸，失去了以往所有的苦难与折磨，看不到任何喜怒哀乐的表情。她已经把自己的一生交待了，还那么年轻。虽然我们不知道她是怎样度过的，活得如何，但死后却是那样平静，那样安详。
如果有一天死亡也临近我们，不知我们能不能也超然而脱俗的面对呢？
爷爷，爷爷，我也要耙耙——那个爷爷手里拿的耙耙。我跟儿子说，给3床那个藏族病友的孙女给两个饼子。儿子送过去了，那病友客气了一番，最后还是接住了。他的孙女拿到手，笑得像一朵花儿。那可爱的孩子只有四岁，聪明伶俐，虽然是她奶奶一手领着，但她身上却看不到一点她奶奶那种老诚敦厚性格的印迹——她机灵地像一个小鸟——她奶奶整日很少说话，不知是汉语不够流利，还是少数民族妇女，本来地位就低，而藏族尤甚！她多是看着别人说话言谈，自己老是微笑着，显出一副慈爱的尊容。像这会儿，不断地鞠躬，不断地点头，不说一句话，可我感觉这恰是把自己的感谢之情表达到了最为淋漓的地步。
因为两个饼子的缘故，双方的话就多起来了。那病友说，他在甘孜州还是阿坝州——我倒忘了——一个草原管理部门工作，妻子是家庭妇女，两个儿子都没有读书，现在在外地打工，收入很低。这个孙女就是大儿子的女儿，一直由他们老两口照看，已快到上学年龄了，一家人日子过得很紧。
他已经住院十多天了，花了三四万，但是病还是没有痊愈。医院又在不停地催费，他把认识的人几乎都求遍了，没有法子，他不日就要转院。要到哪里去，我没好意思打听。素不相识，又没有办法帮忙，只好缄默了。
儿子跟我小声说：爸，是不是可以考虑给他借点钱呢？我想，多了，我们并不宽裕；少了，杯水车薪，又不能滋疼。再说了，就算借给他，你要到哪里去索要？他什么时候还给你呢？
真是异想天开！
藏族同胞怎么会像他说的那么贫穷呢？少数民族，又是工薪阶层，高寒地区，薪水外加补助，收入应该很高的。
上世纪80年代，我去过西藏，跑一点羊绒或药材的小买卖，草原部门的管理者没有少为难我们。为了羊绒与药材能走得顺畅，路途无阻，我们常常给他们这个部门的工作人员纳贡，想来他们的灰色收入还要比工资高出许多倍。说实在的，我在那片土地上徘徊了很久，我对当地土生土长的、没有受过汉文化影响的藏族同胞还抱有十二分的好感与亲近；但是对于那些曾在内地上过大学，毕业后又回到西藏工作的藏族人却十分反感。不是因为他们更多的时候打着管理部门的旗号收没我们的商品，而是那种傲慢地常常把自己装扮成西藏的救世主、盛气凌人地质问内地人的模样让人恶心——你们中国好还是我们拉萨好？
我还清晰的记住了一个叫旺堆边巴的草原管理人员，没收了我一个伙伴十五万元的羊绒。三十年前十五万是什么概念？我那伙伴哭诉着要求哪怕罚款他都认，只要肯把羊绒还给他，让他找回本钱。我看见他把整叠整叠的钞票塞到那个狗东西衣兜里的情景，但是羊绒最终还是被没收了。那狗东西却如醉酒般地狂笑着质问：你一个中国人，跑到我们拉萨来做什么？嗯？你跑到我们拉萨来做什么呀？
我当时把手指捏得巴巴作响！最终被我那可怜的赔了血本的伙伴拉住了。
今天，当我听说3号病床的病友也是草原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又是藏族，那完全是一种本能的条件反射，其实是触痛了我早已结疤的伤口，让我或多或少的产生了不快。
时间流转，生命起伏。几十年过去了，伟大的造物主让我们这样两个民族，两种人，又一次在这样一个痛彻心扉的场所相遇，这是一种深刻的教育。伊斯兰把这种相遇叫作前定，而佛教却善意地解说成因果关系。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还要耿耿呢？我为什么还要不快呢？人该是多么渺小的被造物，为人的心胸可怜的能容纳多少如流水的往事呀！
这样一想，也释然了，儿子这么多年在外奔波，年轻人见过很大的世面，又成长得很快。
他想的应该是对的！
年5月24日星期六第四天
从一个病室别人认定的新来病人变成比较熟悉的旧病友，不过是三四天的时间，之后一切都会进入正常的治疗秩序与过程。早晨什么时候起床、洗浴、打吊瓶，有多少组药，能输多长时间；下午什么时候开饭、洗浴、熄灯，就像钟摆一样整齐划一，步调一致。如果有人需要检查，病人及家属一时离开病房，没有拿到通知单，其他在室的病人及家属总会很操心，认为这是关乎生死存亡之大事，马虎不得。接单人总要亲手将通知单交到病人及家属手中，还要把大夫嘱咐的话原原本本再复述一遍，让检查者倍感亲切。
1号病床，一个很绅士风度的男士前一天晚上没有回病房，第二天早晨就出院了。
不到十分钟一群人簇拥着一个新病号入住1号病床。这是一个重病病人——叫什么名字，没有详细查看——进来时，直挺挺地躺在病床上，如一根木桩，眼仁直向上翻，神智不清。脸、鼻子、嘴都努力地向一个方向抽斜，像大风吹倒的小草。
一直到下午了，病人的家属——一个矮胖的脸油嘟嘟的肥硕的女人与邻床雅安的病人家属攀谈，我们才得以知道一些细节：他这是第二次住院啦，第一次出院能走啦，谁知这一次跌倒摔得很重，现在怎么办呢？怎么办？害死老娘咧！那女人说话时很气愤的样子，似乎病人是跟自己过不去，才病成这样的——我受不住了，我造孽，我想上吊啦！
是，我被她这种很能渲染的情绪所感染，觉得无论谁要摊上这当子事都难以承受。所以，我对她的处境表示极大的同情与中药治白癜风北京最好的去白癜风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