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级下学期预热阅读胡适和他的母亲

胡适和他的母亲

先母所生，只适一人，徒以爱子故，幼岁即令远出游学；十五年中，侍膝下仅四五月耳。生未能养，病未能侍，毕世劬劳未能丝毫分任，生死永诀乃亦未能一面。平生惨痛，何以加此！

年底，胡适的母亲猝然而逝，胡适于悲痛之中，在《先母行述》里写下了以上几句话。此时的胡适，已经是哲学博士、北大教授和“文学革命”领袖了，“胡适之”三个字在中国的知识界早已如雷贯耳。崇拜胡适的人无数，然而记忆中母亲那熟悉的面容、亲切的话语，却只属于他自己；面对二十多年的生命中最亲近的人的离世，胡适内心的伤痛、愧怍与遗憾，也非旁人所易解。“生未能养，病未能侍，毕世劬劳未能丝毫分任，生死永诀乃亦未能一面。平生惨痛，何以加此”——这短短的36个字，字字发乎肺腑；而“平生惨痛，何以加此”，也只有从胡适与母亲的点滴故事中，才可以得到最好的注释。

胡适的母亲冯氏顺弟，出身于绩溪中屯村的一户世代务农的人家，离胡家所在的上庄并不远。当冯顺弟作为“填房”嫁给胡适的父亲胡传的时候（年），只是一个17岁的小姑娘，一提起嫁人，还会掩面害羞。胡传当时在上海做官，是乡里间家喻户晓、人人敬畏的“三先生”。他曾有两任妻子（冯氏和曹氏），但都不幸早逝。当他迎娶冯顺弟的时候，已经有了三儿三女，最大的比冯氏还要大不少。在这个大家庭里，除深爱他的丈夫外，冯顺弟孤独无依；几年后胡传去世，她心里唯一的寄托，就在他亲生的小儿子胡适（时名嗣穈）的身上了。

胡适的母亲冯顺弟

在结婚后的几年中，胡父、胡母和胡适，曾享受过一段短暂的天伦之乐。那时胡传虽有政务在身，但百忙之中，还每天抽出时间教冯氏读书认字，而胡适自小聪颖，因此也拿这些字来教胡适；“父亲是教师，母亲便从旁作助教”。到胡适三周岁多时，冯氏已经认识了近千字，胡适也认得了七百多字。那些方块红笺上胡传亲笔写的楷字，胡适的母亲终身保存着，因为那上面是他们“三个人的最神圣的团居生活的纪念”。这短暂的几年，或许是胡母一生记忆中最美好、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了。

然而，好景不长，甲午战败时，胡传正在台湾办理防务，参与反对割台的战争；年七月初三日，因病殉国于厦门。胡传去世的消息，对冯氏、对胡家，是一个灾难性的消息。胡适回忆说：

我仿佛记得我父亲死信到家时，我母亲正在家中老屋的前堂，她坐在房门口的椅子上。她听见读信人读到我父亲的死信，身子往后一倒，连椅子倒在房门槛上。东边房门口坐的珍伯母也放声大哭起来，一时满屋都是哭声，我只觉得天地都翻覆了！

胡传的离世，使得刚刚结婚几年的冯氏成了寡妇，此后她便与她唯一的骨肉相依为命；她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他的小儿子胡适身上了。胡适后来感慨说：

我母亲23岁就做了寡妇，从此以后，又过了23年。这23年的生活真是十分苦痛的生活，只因为还有我这一点骨血，她含辛茹苦，把全副希望寄托在我的渺茫不可知的将来，这一点希望居然使她挣扎着活了23年。

胡传在去世前两个月，曾写了几张遗嘱。他给胡母的遗嘱上说“穈儿天资颇聪明，应该令他读书”；给胡适的遗嘱也是教他“努力读书上进”。胡适认为，“这寥寥几句话在我的一生很有重大的影响。”从此之后，在胡母心中比什么都重要的事，就是胡适的读书成才。这既是丈夫的嘱托，更是她自己心中的期望。从父亲去世，到14岁离家到上海求学，胡适在慈母的身边受了“九年的家乡教育”。胡适在私塾读书时，当时一般的家庭每年只送两块银元，而胡适的母亲因为渴望儿子读书，虽然用度不宽，在胡适上学的“第一年就送了六块钱，以后每年增加，最后一年加到十二元”。在胡适看来，“这样的学金，在家乡要算‘打破纪录’的了。”由于送的钱多，书塾的先生在教胡适的时候也就格外用心，加上天资颖悟，胡适的进步与其他孩子比也便快的多。直到有一天，胡适才忽然明白了“母亲增加学金的大大恩惠”。那天一个只比胡适小一岁的同学偷看她母亲写的家信，其开头第一句是“父亲大人膝下”，他便问胡适道：“穈，这信上第一句‘父亲大人膝下’是什么意思？”胡适当时心里惊讶：“他只比我小一岁，也念过《四书》，却不懂‘父亲大人膝下’是什么！”这时候，胡适才明白他“是一个受特别待遇的人，因为别人每年出两块钱，我去年却送十块钱”。这都要归功于胡适的母亲。

更加难能的是，胡适的母亲不仅重视儿子的读书，更在意对胡适“做人的训练”。胡适认为，“在这一点上，我的恩师就是我的慈母。”与其拙劣地复述，不如看胡适自己的回忆，更为亲切有味：

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就把我叫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才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

胡适的母亲对胡适管束很严，是“慈母兼任严父”。有一年，胡适因为说了一句轻薄话，受到了母亲重重的责罚。胡适跪在地上哭，用手擦眼泪时不知揉进了什么细菌，竟得了眼翳病，医了一年也没有医好。胡母“又悔又急”，听说眼翳病可以用舌头舔，有一夜就把胡适叫醒，真的用舌头来舔他的病眼。这真是对儿子的期望之切与怜爱之深的交加。从4岁到14岁，是胡适人格成长的一个极关键的阶段，在这样几年中，胡母的教育给胡适一生的益处是无法估量的。胡适在不惑之年还曾说：“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14岁那年（年），胡适随二哥赴上海求学。为了胡适的读书成才，胡适的母亲忍痛送别自己最亲爱的儿子离开家乡。从此她与她的小儿子——她唯一的骨肉，分别两地十余年。此后的十几年中，胡适由上海而北京，由北京而美国，离母亲越来越远，翅膀越来越硬，而学业、社交的生活也越来越忙；直到母亲去世，只回家过三次，“侍膝下仅四五月耳”。胡适回忆他离乡的情形说：

她只有我一个人，只因为爱我太深，望我太切，所以她硬起心肠，送我向远地去求学。临别的时候，她装出很高兴的样子，不曾掉一滴眼泪。我就这样出门去了，向那不可知的人海里，去寻求我自己的教育和生活，——孤零零的一个小孩子，所有的防身之具只是一个慈母的爱，一点点用功的习惯，和一点点怀疑的倾向。

从年到年，胡适在上海住了六年。这六年中，他从梅溪学堂，到澄衷学堂，到中国公学，再到中国新公学。在此期间，胡适于读书之外，开始走进外面的世界。他开始读《天演论》，读梁任公，也开始接触革命派；他曾做《竞业旬报》的主笔，发表白话小说，还一度做起中国新公学的英文教师。——总之，他开始有了自己的朋友、自己的事业、自己的生活；他有越来越多的责任要去承担，使命要去完成，再无暇做一个在慈母膝下哄母亲开心的小孩子了。这六年中，胡适只在年因为养病，回乡过一次，陪母亲住了两个月。

年，当胡适在上海经历过一段迷茫堕落的生活后，翻然悔悟，决心到北京参加留美庚款官费生的考试，7月得知被录取。本来，胡适计划在出国前回乡一次，与母亲作别；无奈启程日期已由政府提前定好，没能来得及。8月中旬，胡适从上海乘轮船，穿过辽远的太平洋，来到了异国他乡，此后七年，与母亲分隔于地球的两边。当他再次见到母亲时，已经从一个孩子变成一个人人尊敬的留美博士了；而她的母亲，却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

青年时期的胡适

到了美国之后，胡适开始投入到繁忙的学业和社交生活中。他不仅要适应美国的环境，完成规定的课业，大量阅读中外各种书籍；还要时常发表演讲、撰写文章，担任学生团体的领袖，成了校内外无处藏身的名人；在美国的最后两年，更与他的几位中国朋友开始了长篇累牍的关于“文学革命”的讨论。生活虽然繁忙，胡适却从不曾忘记他远在家乡的母亲。胡适几乎每月都会有几封书信寄给母亲，把自己在美国的学业和生活中的大小事情告诉母亲。即使很多看起来都琐碎而无关紧要，即使可能有些母亲并不完全能懂，胡适还是要一一详细地讲给远在大洋彼岸的母亲听，就好像一个几岁的小孩子在母亲的怀里，兴奋地向母亲讲他今天和小伙伴们做了什么好玩的游戏一样。且摘录年3月23日胡适给母亲的信中的几句：

雪消已尽，人皆以为春已归来，不意昨夜今朝又复大雪。惟春雪不能久留，又不能积厚。但道途泥泞可厌耳。昨日为星期，有本市“监理会”教堂请儿演说。儿所说“耶教人在中国之机会”，听者颇众。……儿在大学中，颇以演说著名，三年来约演说七十余次，有时竟须旅行数百里外，以应演说之招。……

儿远去祖国，坐对此风云（注：指中日“二十一条”交涉），爱莫能助，只得以镇静处之。间作一二篇文字，以笔舌报国于万一耳。

短短的一封信中，胡适向母亲讲了所居处的天气、自己近日的活动、几年来演说的情况，以及对于国事的关怀。除了写信，胡适一有相片，就会寄给母亲，以解母亲的思念之情。看到儿子的近来的样子，了解了儿子近日的生活，胡母的牵挂之心或许可以纾解于万一。

胡适离家在上海和美国的十几年，胡适的母亲以脆弱的身躯支撑着大家庭，日子并不好过。从年到年，胡适的三哥、外祖父、二姨和舅舅相继去世，胡适的母亲在悲伤中，积劳成疾。加之，胡家在上海和汉口开的两家店“连年屡遭失败”，生活日趋拮据，到年只剩汉口一家，而次年胡适的诸兄回乡请求分家，胡母“涕泣许之”，而“自伤及身见家业零败，又不能止诸子离异，悲愤咯血”。武昌起义后，胡家在汉口的店业也归于“荡然”。胡母的病愈重，“及民国元二年之间，病几不起”。她担心自己或许不久于人世，怕自己的去世影响胡适在美国专心读书，于是找照相馆摄了一张影，并对家人说：“吾病若不起，慎勿告吾儿；当仍倩（请）人按月作家书，如吾在时。俟吾儿学成归国，乃以此影与之。吾儿见此影，如见我矣。”不知胡适后来听亲人讲起这段故事，内心是什么滋味。

还好，胡适母亲的病并没有很快夺走她的生命，她等到了胡适归国。年7月10日，胡适从美国回到上海，当月下旬，回到家乡绩溪探亲。“归省之时，慈怀甚慰，病亦稍减”。胡适尚乐观地以为母亲仅四十多岁，正当壮年，自己承欢之日正常。在家中仅待了一个多月，即又于九月匆匆北上，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同年年底，胡适又回到家乡，与已经订婚多年的江冬秀完婚；次年二月初，从绩溪回到北京。胡适没有想到，这年冬天在家的一个多月是与母亲相处的最后的日子了！

年2月，胡适刚刚回到北京，新婚妻子江冬秀在家乡，胡适在7日早晨“梦见母亲有病”，他“虽不迷信梦境，但心里总有点不放心”。于是他给江冬秀写信，叫她“时时写一封信来，老老实实的说母亲的身体如何”。那一年，胡母的身体相比于平时的确还可以。不料当年11月11日，胡母“忽感冒时症”，“呕逆咳嗽，不能纳食”，但病势本不危及生命，谁想到被庸医误投了一剂药，几日之内，气息奄奄，于23日凌晨去世，年仅46岁。

胡适次日在北京得到消息后“星夜奔归”，而到家时母亲已入殓五日，“生死永诀乃亦未能一面”。当胡适日夜兼程，赶到家乡，来到熟悉的村头时，再也不能如往时一样，见到“含泪相迎”的慈母了：

往日归来，才望见竹竿尖，才望见吾村，

便心头狂跳，遥知前面，老亲望我，含泪相迎。

‘来了？好呀！’——别无他话，说尽心头欢喜悲酸无限情。

偷回首，揩干泪眼，招呼茶饭，款待归人。

今朝，——

依旧竹竿尖，依旧溪桥，

只少了我心头狂跳！

何消说一世的深恩未报！

何消说十年来的家庭梦想都一一云散烟消！——

只今日到家时，更何处能寻他一声“好呀！来了！”

（胡适《民国七年十二月一日奔丧到家》，“竹竿尖”是胡适家所在村庄的后山名）伟玉撰于年母亲节前夕